试论“中国哲学史学史”

DevinGrant

摘 要：“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即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总体而言，“中国哲学史学史”经历了前史、创立、马克思主义化等几个阶段，出现了“以中释中”、“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的不同书写模式。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哲学史建构应当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反思基础上，展开对中国哲学史多维度、多样态的探索。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学史；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化
作者简介：柴文华，男，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代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哲学史学史”，项目编号：09BZX032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4-0016-10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课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国哲学史学史”就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也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它经历了前史、创立、马克思主义化和港台发展几个阶段。反思“中国哲学史学史”，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哲学史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20世纪30年代前后，高校历史学 科中就有“中国史学史”这门课程，著名 的历史学家蒙文通等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著。“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那么与此相应，可不可以有“中国哲学史学史”呢？1983年，冯友兰在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再次印刷时所作的《新序》中说：“历史学是发展的，除了它所讲的历史之外，它本身也有一个历史，这就叫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有它的史学史。这部书……除了它所讲的中国哲学的历史之外，它本身又是中国哲学史的史学史的一部史料。”[1]（新序P1）冯友兰还谈到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说：“我希望它将来也能成为中国哲学史的史学史的一部史料。作为史料看，它不能代替这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是二十世纪晚期中国社会的产物，而这部两卷本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产物。”[1]（新序P1）冯友兰在此肯定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存在，并希望他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能够成为“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史料。张岱年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中说：“‘哲学史’这门学问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对于‘哲学史’这门学问的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可以称为‘哲学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对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的历史也要有比较明确的认识。”[2]（P129）张岱年也认为存在着“哲学史学史”并指出了其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学史”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学者站在世纪之交的交汇点上，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张岱年认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四部书影响较大：第一本是胡适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二本是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后来改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本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本是我写的《中国哲学大纲》。”[3]这是就社会影响的角度立论的，但显然是不周全的。
刘文英指出：“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哲学史逐渐从传统的经学史和子学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凸显出中国哲学史的特殊对象和特殊性质。百年来，中国哲学史伴随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它始终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新世纪，中国哲学史的优秀传统将在中国现代化中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同时将广泛地、深入地走向世界，而真正成为世界哲学智慧的重要资源。”[4]
周桂钿指出：“在这100年中，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头20年，基本上保持中国传统的国学研究模式。第二阶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于1919年出版，标志着用西方模式研究中国哲学的开始。第三阶段，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标志着用马克思主义哲學指导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开始。第四阶段，开始改革以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百花齐放，硕果累累。”[5]
其他如臧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百年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李宗桂的《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审视和新世纪的展望（下）》（《学术界》2002年第2期）、张祥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张耀南的《从“合法性”的讨论到“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构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乔清举的《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若干思考》（《哲学动态》2008年第7期）等，都探讨了相关的主题。
近年来，田文军发表有《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等论文，还著有《萧萐父先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三联书店2011年版），从个案角度广泛研究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重要内容。
笔者也围绕“中国哲学史学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哲学研究》1992年第9期）、《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哲学研究》1997年第2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动态研究》（《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海阔天空各自飞”：中国哲学史研究方式管窥》（《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胡适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特征》（《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深圳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及诠释框架》（《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中国学术史方法论论纲》（《求是学刊》2011年第5期）、《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河北学刊》2013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