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赛两先生”所遮盖的鲁迅的“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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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德、赛两先生”在现代中国诸问题和诸价值中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果真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吗？这种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是否遮盖了“五四”期间甚至早在“五四”之前，就已经被有识之士提出来并加以深思熟虑的其他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否恰恰因为独尊“德、赛两先生”而不及其余，反倒误会了“德、赛两先生”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应有的位置和真正的内涵，由此妨碍、阻止了它们“下楼”？今天，在继续呼唤“德、赛两先生”尽快“下楼”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回头看看“五四”期间甚至“五四”以前在“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提出过哪些更为“本源”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反思？我们在纪念和反思新文化运动时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重新发现因为独尊“德、赛两先生”而被遮盖了的许多可能比“德、赛两先生”更为“本源”的问题，否则无论如何热切地呼唤“德、赛两先生”，无论如何激烈地否定“五四”，或誓死捍卫“五四”，都是舍本逐末。
关 键 词 鲁迅 问题与主义 德先生 赛先生
作 者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 200433）
“德、赛两先生”所遮盖的“问题”与“主义”
新文化运动提出许多“问题”，这只要翻开《新青年》和《新潮》杂志任何一期目录就一目了然，但陈独秀在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急切地喊出拥护“德、赛两先生”的口号，并且不由分说，将“德、赛两先生”当作新文化运动诸问题中压倒一切的最高问题、诸价值中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并以此为新文化运动直探东西方文化进步之“本源”的“罪案”（亦即“功劳”）：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德、赛两先生”果真是将西方文明由黑暗入光明的“本源”吗？西方近世文明的突飞猛进，在“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为重要的推动力？这是陈独秀为当年备受攻击的《新青年》杂志匆忙撰写的那篇《答辩书》所未能回答的问题。如果今天文明只是简单地接过这个口号而不假思索，不仅难以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全貌，也难以理解为何高举“德、赛两先生”大旗的新文化运动迅速走向反面，德先生固然“千呼万唤不出来”，赛先生也“犹抱琵琶半遮面”——钱锺书早就在小说《围城》中提出尖锐的讽刺，“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
可惜这个局面至今也并未根本改变，而且似乎越来越成为难以摇撼的定局了。今日学界内外和网络上下岂不仍然还是将“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德、赛两先生”的降临吗？谈“五四”，谈“现代中国”，谈中国的“现代化”，许多人仍然仅仅满足于追问：我们果真拥护、果真信仰、果真推行过“德、赛两先生”吗？
这当然值得一问再问。复旦中文系退休教授吴立昌先生有本书叫《“德”“赛”先生下楼难》，意思就是上海人所谓“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吴立昌先生为“德、赛两先生”难以“下楼”深感遗憾，也令我感慨万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另一面却很少有人思考：“德、赛两先生”在现代中国诸问题和诸价值中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果真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吗？这种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是否遮盖了“五四”期间甚至早在“五四”之前，就已经被有识之士提出来并加以深思熟虑的其他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否恰恰因为独尊“德、赛两先生”而不及其余，反倒误会了“德、赛两先生”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应有的位置和真正的内涵，由此妨碍、阻止了它们“下楼”？今天在继续呼唤“德、赛两先生”尽快“下楼”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回头看看“五四”期间甚至“五四”以前在“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提出过哪些更为“本源”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反思？
我想这是在纪念和反思新文化运动时最需要考虑的问题，至于新文化运动是否激烈反传统啊、自由主义与左翼孰优孰劣啊——诸如此类一度热门的话题或许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重新发现因为独尊“德、赛两先生”而被遮盖了的许多可能比“德、赛两先生”更为“本源”的问题，否则无论如何热切地呼唤“德、赛两先生”，无论如何激烈地否定“五四”，或誓死捍卫“五四”，都是舍本逐末。
讨论这个问题有难度，因为陈独秀把话说圆了，一切新文化举措无不囊括于“德、赛两先生”，“五四”诸公也大多自觉站在“德、赛两先生”大旗之下而无异议，所以读他们的书，很难帮助我们跳出“五四”所理解的“德、赛两先生”的范围，找到那些被遮盖的更为“本源”的问题，作为新的立场来反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遗产。
十分幸运，总算还有一个人，他虽然声称“听将令”，即在公开言论上与陈独秀所谓必须替“五四”舆论负责的陈、胡、蔡诸公保持一致，但事实上始终冷静地站在“五四”大潮之外，因为这个人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动之前十年就深入思考过“科学”和“民主”，并同样深入思考过还没有被“科学”和“民主”遮盖的其他若干根本问题。因此，他可以帮助我们跳出“五四”来反省“五四”。换言之，他在“五四”之前十年提出来、以后又一直默默坚持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或曰“主义”）是一个很好的立场，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因为独尊“德、赛两先生”而造成的认识误区来反省“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