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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罗振亚
对话者：李少君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诗刊》副主编
燎原山东威海职业学院教授
蒋登科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期刊社副社长
马新朝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诗学学会会长
大解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默白湖北省建行副行长、诗人
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晓华江苏省作协创作室副主任
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时间：2015年7月4日上午8：30—11：30
地点：湖南娄底金香大酒店三楼会议室
文字整理：卢桢
主持人的话
各位诗友上午好，这次论坛的议题是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关系。应该这样讲，中国新诗不是偶然孤立的文学现象，更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外来客”。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生发展机制，决定了它们的质地构成不仅来自现实土壤的艰难孕育，更导源于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双向催生;尤其是中国新诗对古诗传统自觉的断裂性选择，使它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关系更为切近。因此，从新诗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关系入手回望其百年历程，就成为一个富有持续生命力的学术论题。
卞之琳曾说过：“不从西方‘拿来’，不从西方‘借鉴’，就不会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面貌”;袁可嘉也说：“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有一种受动性生成与引发模式，注重对西方文学思潮的吸纳与借鉴。面对几千年强劲古典传统的“五四”时期，不借助外来诗学力量做矫枉过正的偏激革命，新诗的生命之树就难以破土，所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顺理成章地被援引入境，并给当时的诗歌探险者们以坚实的支撑。而后七十余年间，现代意识强烈的中国诗人无不注意运用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形式材料铸造自己的诗魂，他们中许多都是留过学或熟悉外文的青年学子，有的就置身于西方现代派诗的背景中。如穆木天读到拉法格、玛拉美的诗如获至宝，李金发对《恶之花》手不释卷，蛊惑于晚唐五代词妩媚的何其芳在班纳斯后的法兰西诗人那儿找到了同样的沉迷，卞之琳对西方现代派诗一见如故，穆旦作为中国诗人被人认为其最好的品质却是非中国的，以至于北岛认同北欧气质，顾城选择洛尔迦，王家新从史蒂文斯那里获得心境启迪，杨小滨引入奥登的谐趣技巧都是明证。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中国新诗人纷纷用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形式材料铸造自己的诗魂这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新诗人与西方诗学遇合的契机何在？同一西方诗学流脉对不同时代中国诗人的影响存在着哪些差异？就形成了诗学讨论的话题。
其次，任何借鉴都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所以面对西方现代主义诗的异质文化系统时，中国新诗能从现实、读者与自我需求出发有所扬弃和调整，由此跨越了盲目仿效、原样演绎西诗形态的栅栏，保证了西方诗歌的东方化。那么这种创造性的扬弃和背离有何表现和特点？它对异质文化系统有何“增殖”和“变异”？效果又如何？当然，新诗的引发模式和反传统姿态，容易让人感到新诗潮与古典诗歌传统无缘而对立，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即便是在接受西方现代派诗学的过程中，诗人们也未曾忽视现代文本与古典诗学的文化血脉，他们采取斡旋中西诗学的态度，一方面从西方“拿来”和“借鉴”，另一方面还注意将新诗与古典诗歌两相融合，使其呈现出一种渐进的成熟性。为了给现代情绪寻找合适的形式寄托，新诗自觉结合纵的继承与横的借鉴，向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两个影响源同时开放、双向吸纳，这成为我们立体认识新诗的一条有效渠道。那么，在接受西方现代派诗学的过程中，新诗人和新诗流派是如何具体地去处理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值得我们去深入勘探。
此外，还有个现象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那就是受西方现代派诗歌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既没有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大潮独领风骚的殊荣，也没有常动不息的浪漫主义潮流蔚为大观的幸运，更从未取得过举足轻重或与后两种潮流分庭抗礼的主导、中心地位。它好像先天就有些孱弱，后天又有些水土不服，所以总是步履艰难，处于一种被割裂的状态。或者说现代主义诗潮在中国一直没有根深叶茂，只是现实主义大潮边的支流而已。为何现代主义诗潮命运如此坎坷多难？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哪些文学或非文学因素的缘由？今天，在交流和联系意味着一切的21世纪，新诗在处理和异域艺术营养的关系过程中，留下了哪些经验和教训？新世纪诗人又该如何促成外国艺术经验本土化？这是值得每一个诗歌写作者去深思的，请大家畅所欲言，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争鸣与对话。
新诗与西方诗学遇合的契机和表现
■ 李少君：新诗现代性这个概念本身，应该就包含着与西方诗学的交流和对话，我们理解新诗现代性的内涵，可以从冯友兰先生一段著名的话来入手，他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说过：“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句话对我们的启示是巨大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讲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衡量，居于现代层面的“中国”来源于“旧邦”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内在创新的驱动力。这种“亦新亦旧”的特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评价上。张旭东在探讨“五四”新文学时有一个说法，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他指出在“五四”之前，我们常常把中国经验等同于落后的经验，而将西方经验目之为进步的象征，由此就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关系，这种关系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才得以松动。“五四”之后，中国文化受西方舶来经验的激发，展现出与世界同步的一面，中国诗歌作为文学改革的首要内容，也在告别传统诗学、吸纳西方现代诗学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新锐要素，由此成为新文学的一面旗帜。如胡适言及的“新中国新文化新文学”中，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诗歌，而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基础也是诗歌，所以新文化运动以新诗作为突破口是有道理的。新诗向西方学习从而取代旧体诗，正是中国在上世纪初叶文化变革的显在缩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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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7 19:5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