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替主义与安娜·卡列尼娜肉体神圣化的中断

ucibresik

摘要：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具有浮雕美质的人物。他用大量篇幅，通过多重视角来描写安娜的肉身之美，把安娜的性魅力充分展示出来，一方面让我们感叹造物之美，感叹天赋的激情与活力；另一方面又让我们体会造物之美的诱惑力以及潜在的破坏力。在安娜·卡列尼娜的身上，似乎已经看到了“永恒女性”的魅影，然而出于对内体的恐惧以及诺斯替主义立场，托尔斯泰不得不残忍地为安娜设计了一个惨烈的自杀结局，从而终止了肉体神圣化的可能。
关键词：安娜·卡列尼娜；诺斯替主义；列夫·托尔斯泰
中图分类号：1512.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2-0038-05
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具有浮雕般美质的人物。当我们虑及作家使用的不过就是二维平面的语言文字，就不能不为其惊人的“造型艺术”而折服。而这应当归功于作家“本人特有的高度才能，可以称之为对肉体的洞察力吧。”梅列日科夫斯基说：“似乎可以说，在世界文学中，在用语言描绘人体方面，没有可以与托尔斯泰相比的作家。”托尔斯泰是作家当中罕见的能够窥视肉体深渊的人，他没有停留在对人物外部肖像的静态刻画上，而是赋予描写以鲜明的动态性、多变性、复杂性、内在性，甚至是神秘性。他力图揭示出肉体与内在精神特性的关系。在安娜·卡列尼娜的身上，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永恒女性”的魅影，然而出于对肉体的恐惧以及诺斯替主义立场，托尔斯泰不得不残忍地为安娜设计了一个惨烈的自杀结局，从而终止了肉体神圣化的可能，令读者为之扼腕。
一、非符码化、非客体化的看视与激赏
对于安娜的外貌，小说通过众多人物的视角从正面或侧面作了细致精彩的描绘。首先，安娜的出场是通过弗龙斯基的眼睛带给读者的。本是不经意的一瞥，但弗龙斯基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的整个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优美文雅的风度，而是因为在她走过他身边时她那迷人的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俄国上流社会美女如云，贵族男子是从不会缺少欣赏美的机遇的，然而美人之美如果冷若冰霜，也会拒人千里之外；而美之容貌，加上优美文雅的风度和特别的柔情蜜意，纵使男人心如枯井或者定力非凡也会为之所动。正是这不由自主地回头一瞥，安娜的形象便深深地镶嵌在了弗龙斯基的心中，从此开启了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癫狂浪漫之爱的序幕。这一段描写中，女性的“柔情蜜意”得到了特别强调，这是女性美与魅力的一个重要特质。这种特质是安娜的天然品格与自我呈现。
正因如此，弗龙斯基对安娜的看视是非符码化、非客体化的。非符码化是女性主义批评对符号学的借鉴。所谓非符码化是指不把女性置于男性霸权制定的规则之中予以概念化、标签化，而是把女性视为活生生的具体人格。非客体化则是客体化的反义词。客体化是一个哲学概念，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客体化是反人格主义的，即不把他者视为主体和个性。在托尔斯泰笔下，由于弗龙斯基不自觉地回避了符码化和客体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安娜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魅力的女性。
安娜的魅力还可以从列文那里得到证明。列文没有弗龙斯基那样英俊潇洒的外表，但毫无疑问，他是小说中最有品位、深度和内涵的一个男人。列文的深邃凝重与安娜的优雅美丽在人物设置上构成一种对位关系，然而在作品中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却只有一面之缘，这可能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即把这唯一的一次会面设计成外显的“圆拱接榫处”，虽然托尔斯泰曾经声明“圆拱衔接得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因此，托尔斯泰自己所说的“这所建筑物的联结不依靠情节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交往），而自有其内在的联系”，这种说法只能说披露了大文豪自己一半的想法。然而无论如何，这唯一一次会面，给列文造成了强有力的感官与精神震撼。列文虽然从未见过安娜，对其人其事早有耳闻。作者没有让列文即刻见到安娜，而是先让安娜美妙得惊人的画像把列文不由自主地吸引住，就如同弗龙斯基最初遇到安娜那样，都是不经意间的惊鸿一瞥。托尔斯泰三次运用了“凝视”一词，并且都辅之以状态词，如“定睛”、“目不转睛”和“得意而温柔”。颇有意味的是，原本是列文单一视角的凝视竟被写成观画者与画中人的相互凝视，不能不给人以似曾相识、神交已久的感觉。
继之安娜出场。列文的眼光由画像转移到本人身上，他发现安娜的脸上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辉。顿时，“列文的脸涨得绯红”。这一句节奏短促的描写生发出十分丰富的意蕴，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光芒”是托尔斯泰塑造安娜形象时频繁使用的一个意象，是安娜内在生命激情的自发性表征，这一表征与优雅的仪表、妩媚的面容、雍容娴雅的风度合成了安娜的外在之美。尤其是安娜脸上的光辉，既是其内在生命激情的自发性表征，也是其性感与性欲望的非自主的召唤。因此，列文的脸涨得绯红，其实正是安娜的性感之光辉投射其内心的瞬间反应。
小说第七部第十章是写列文与安娜的交谈，所说话题涉及法国艺术、绘画、文学以及儿童教育等。列文发现，“同她谈话是一桩乐事，而倾听她说话更是一桩乐事”，因为“他和她谈的一言一语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主要表现是：（一）安娜的文学艺术鉴赏力令列文吃惊。这从安娜对左拉、都德的评价可以看出。据穆德英译本注，无论左拉还是都德，那时都没有获得他们以后取得的名誉和声望，但是即使在他们初期的作品里，其中显然也有力求用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现实的意图，托尔斯泰从中看出一种对于长期统治法国文学艺术的传统的自然的反抗。显而易见，托尔斯泰把自己对法国文学的评价赋予了安娜，从而让安娜在心智与审美能力方面高于作品中的所有其他女性。（二）对爱的诠释表明安娜个人品性的诚实，而在列文看来，这是安娜令人尊敬的一点。在谈及对儿童的爱时，安娜认为爱是没有多少之分的，但又认为爱有些非理性的因素，不能勉强而为之。她说自己的心胸不够开阔，“没有办法爱整个孤儿院里的讨厌的小姑娘”，也无法把心投入乡村学校的事业中去。安娜也顺便说到许多妇女正用从事慈善事业的方式为自己赢得社会地位，而她认为自己永远也做不到。因此，列文认为安娜除了智慧、文雅、端丽以外，还具有一种诚实的品性。（三）安娜为儿童创作了一部小说，沃尔库耶夫认为“很有价值”，而安娜说那不过是一部草稿，这表现了安娜的低调与谦逊的品格。
列文对安娜的看视同样是非符码化、非客体化的，然而与弗龙斯基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弗龙斯基对安娜的发现更多的是着眼于安娜的肉体属性和性魅力，而列文对安娜的欣赏则不仅有肉体属性和性魅力的因素，而且还有灵的属性和精神魅力的因素，亦即非肉体的性感。虽然他们唯一一次的邂逅是那样短暂，但列文却因安娜的单纯和真挚而对其“产生了一种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的一往情深的怜惜心情”。他越是欣赏安娜，就越替安娜难过；越难过，就越怜惜安娜。这表明列文是一位懂得如何欣赏美的人，是一位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的人，是一位富于同情心、怜悯心的人。他忧虑弗龙斯基不能很好地理解安娜，可谓击中要害。同时，列文也对自己“以前曾经那样苛刻地批评过她”有所醒悟与反悔。
安娜与列文之间的谈话无疑是高质量高水平的，而相比之下，安娜与弗龙斯基之间的谈话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表达都不可同日而语。梅列日科夫斯基就曾指出：安娜和弗龙斯基“从来不谈别的，只谈爱情。然而，即使是他们的情话，也是索然无味的”。或许，列文与安娜才是最般配的一对，就其内在生命力的自发性而言，两人何其相似。二人甚至达到了“同类相从，同声相应”的地步。然而命运又似乎跟他们开了个巨大的玩笑，让他们既无缘也无分。我们总觉得托尔斯泰如此安排必大有深意。然而不管怎么说，安娜与列文的唯一一次会面都是其人生的华彩乐章，是其幸福与苦难人生的拐点，此后不久，安娜的生命之光就黯然熄灭了。
二、美之诱惑的潜在破坏性
有一种理解，认为列文和基蒂的家庭生活的幸福与安娜和卡列宁以及奥布朗斯基与多莉的家庭生活的不幸形成一种平行对比关系。然而实际上，列文的幸福感是非常表面的、偶尔的，婚姻与家庭生活给列文带来的并不是满足感、幸福感，而是更多的困惑与困扰。列文也好，安娜也好，多莉也好，在对婚姻生活的失望上他们三个人的感受是一样的。仅就列文而言，他与基蒂的婚姻始终伴随着猜忌、吃醋和争吵。就是当他们的爱情结晶诞生之际，列文也没能兴高采烈，他无法理解这个婴儿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他觉得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列文对爱情结晶的冷淡不能不令读者联想起基蒂分娩之前夫妇二人之间的一次争吵，而这一次争吵主要是因为列文与安娜的唯一一次会面。
列文与安娜的这一次会见险些对列文和基蒂的爱情产生破坏性的效应。小说叙述到，列文是在一路不住地赞美声中且面带红晕回到家的，面对敏感的基蒂，他只能“涨红着脸”如实奉告，然而所激发的反应却令其始料不及。基蒂先是纹丝不动地坐在原来的安乐椅上，继而突然抽抽噎噎地呜咽起来。她指责列文：“你爱上那个可恶的女人了！她把你迷住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出来了。是的，是的！这还会得出什么结果？……”害得列文很久都劝慰不好他妻子。
某种意义上，安娜在有形无形中、有意无意间，再一次伤害了基蒂：第一次是拆散了她与弗龙斯基的关系，导致基蒂惨遭遗弃且大病一场；这一次是让基蒂的丈夫眩晕了一次，使他们的婚姻产生了一次不小的震荡。这无疑再次证明了安娜的魅力实在不可阻挡。而安娜为这一次会见也同样眩晕了一次：“送走了客人们以后，安娜并没有坐下来，却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虽然整整一晚上她都在无意识地（就像她近来对待所有的年轻人的做法一样）施展出全部魅力来唤醒列文对自己的爱，虽然她知道她在一个晚上就做到了使一个体面的有妇之夫倾心的地步，虽然她非常喜欢他（尽管由男人的观点看来，弗龙斯基和列文有着显著的不同，而她，作为一个女人，却在他们身上看出使得基蒂爱上了他们两个的那种共同的特点），但是他一走出那间屋子，她就不再想他了。”不妨把这段话看做安娜内心独白的一部分，虽然不习惯对人物心理作静态描写的作者对此着墨并不多，但却有着很丰富的潜台词。安娜当然清楚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送走列文之后，她竟然不能够安静地坐下来，足以说明安娜的洋洋得意。然而愉悦转瞬即逝，因为安娜此时焦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如果我对别的人们，对这个热爱他妻子的已婚男子具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冷淡呢？”这里第二个“他”指的是弗龙斯基。这才是反复纠缠安娜的问题。
安娜的魅力主要以身体的方式展现，不仅呈现于男性空间，而且也呈现于女性空间。她的美，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也是足以令其倾心折服的。与安娜同车而行的弗龙斯基的母亲对安娜赞不绝口，因此最初听说儿子征服了安娜这位彼得堡有名的贵妇人时满心欢喜，为他的儿子感到骄傲。基蒂虽然和安娜是不共戴天的情敌，但基蒂对安娜的美是从不否认的。在基蒂的眼中，安娜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她一方面觉得安娜十分单纯而毫无隐瞒，另一方面又觉得安娜心中“存在着另一个复杂的、富有诗意的更崇高的境界，那境界是基蒂所望尘莫及的”。在那场著名的舞会上，“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基蒂的眼光引到安娜的脸上。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脖颈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鬈发是迷人的，她的小脚小手的优雅轻快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当然，基蒂在安娜的迷人之中也隐约看到了“有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基蒂比以前越来越叹赏她，而且她也越来越痛苦。”稍后，基蒂再次确认安娜的身上“有些异样的、恶魔般的、迷人的东西”。
女性的直觉有时是非常敏锐而准确的。在这之前，基蒂已经在安娜的身上“看出了她自己那么熟悉的那种由于成功而产生的兴奋神情；她看出安娜因为自己引起别人的倾倒而陶醉。她懂得那种感情，懂得它的征候，而且在安娜身上看出来了；看出了她眼睛里的颤栗的、闪耀的光辉，不由自主地浮露在她嘴唇上的那种幸福和兴奋的微笑，和她的动作的雍容优雅、准确轻盈。”那么，基蒂从安娜的迷人之中瞬间捕捉到的那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那些“异样的、恶魔般的、迷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它们与安娜“眼睛里的颤栗的、闪耀的光辉”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梅烈日科夫斯基曾经精辟地指出：“如果说娜塔莎和基蒂是托尔斯泰的明亮的、白昼的缪斯，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就是他的神秘的、深夜里的缪斯，甚至更为亲近他的灵魂。”托尔斯泰在安娜的身上植入了自己对肉体奥秘的发现，正是由于这种深夜与深渊般的情欲本质，安娜的脸才时不时闪烁出漆黑半夜火灾的可怕火光，而那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就是安娜的性魅力所具有的潜在的破坏性。
三、性魅力的双重性及托尔斯泰的肉体观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之所以用很多篇幅通过多重视角来描写安娜的肉身之美，其实就是要把安娜的性魅力的破坏性充分展示出来，一方面让我们感叹造物之美，感叹生命的激情与活力；一方面又让我们体会造物之美的诱惑力乃至破坏力，此种破坏力有时甚至可以造成灾难性后果。对前者，作者是由衷赞美和肯定的；对后者，作者又是憎恶和否定的。有时，托尔斯泰对肉体的否定甚至达到了十分偏激的程度，这在其后来的《克莱采奏鸣曲》、《谢尔盖神父》、《魔鬼》等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按照波兹德内歇夫的说法，他的妻子的身上有“一种使人心醉的魅力”，“叫人神魂颠倒”，“他从男人中间走过，总是那么引人注目。她好像一匹膘肥腿壮的拉车马，一旦被卸去笼头，便无拘无束。……我发觉这一点，感到心头发凉”。“心头发凉”显然是一种恐惧的心态。出于对女性性魅力的恐惧，安娜·卡列尼娜、波兹德内歇夫的妻子和《魔鬼》中的女主人公的结局都被设定为死亡。这种对女主人公命运结局的设计反映了作者对性魅力的矛盾态度。这既与作者本人的切身体会有关，也与其所持的诺斯替主义肉体观以及禁欲主义思想有关。
如果我们翻开托尔斯泰的日记，就会发现作家本人多次谈到性欲以及对性和女性的矛盾态度。23岁时，他写道，性欲“抑制得愈加厉害，渴望就愈加强烈”。“抑制肉体比较容易，而抑制支配肉体的想象却非常困难。”他坦承自己“除了意志力量和祈祷上帝，丝毫也摆脱不了诱惑”。“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女人把我引入歧途。”“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一方面，托尔斯泰难以遏制和抵御女性的诱惑，而另一方面又把自己饱受情欲折磨归罪甚至迁怒于女性。早在1847年6月16日，当时托尔斯泰才19岁，他写道：“现在，我要给自己制定以下的规则，把女人的陪伴看做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的罪恶，要尽可能地避开她们：谁是我们身上淫荡、放纵、轻佻以及其他一切恶习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谁应当为我们所丧失的勇敢、坚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担责任，难道不是女人？”在其生命即将谢幕之前，他曾经谈到自己年轻时对女权思想先驱乔治·桑的看法：“当年我除了厌恶她，没任何其他感情，而当时屠格涅夫却对她赞不绝口。”
托尔斯泰对肉体与性的看法并非来自于俄罗斯东正教，而是具有异端色彩，确切地说是具有基督教异端诺斯替主义色彩。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来源于希腊语，即knower，指一个拥有诺斯（灵知）或“秘密知识”（即关于上帝的知识）的人。诺斯替主义原是古希腊晚期的一个秘传教派，公元后曾一度成为显学之一，由于被基督教视为异端邪说，受到早期教父的无情批判，但是诺斯替观念的影响一直余音不绝。诺斯替主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坚持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认为物质和肉体是低级的、糟糕的甚至是罪恶的，而这种二元论也正是托尔斯泰一贯坚持的。
在诺斯替文献中，肉身常常被称之为“无知的墓地”、“黑暗的笼子”、“朽坏的监狱”、“袖珍坟墓”等，遮蔽了灵性的光，因而是邪恶的。由于上帝赐予的灵性寄寓在邪恶的肉身之中不能解脱，这就造成了人的巨大精神痛苦。因此，诺斯替主义极力主张禁欲苦修。诺斯替经典文献《争战者多马书》中复活的耶稣一再提醒说：“你们这些受制于肉身的能力的人有祸了”，“你们这些用欲火来迷惑自己肢体的人有祸了”。“你们要警醒祷告，不要活在肉体里，反要从此生痛苦的捆缚中出来。你们祷告，就是要寻见安息，因为你们已经把患难和羞耻抛在身后。你们若从肉体的狂情和痛苦中出来，就要领受从善者里来的安息，你们也要与大君一同掌权。”
如上所述，托尔斯泰同样视肉体为灵魂的渊薮与罪恶的始源。他说：“我们的一切痛苦：不是从饥饿里来的，不是从爱里来的，也不是从恐惧和愤怒里来的！这世上的恶，实在是从我们的肉体里来的！大家仔细想一想，因为我们有肉体，然后才有饥饿、爱、恐惧和愤怒的呀！”然而，托尔斯泰对肉体的否定显然是不符合东正教教义的。如果认为肉体是一种邪恶，那么这种看法也就间接否定了上帝造人、“道成肉身”和复活的思想，而这些对于东正教而言是尤为重要的。上帝造人也造天使，然而天使没有像人一样的、包容着整个世界的肉体始基的躯体。不仅如此，基督化身为人而不是天使，并以人的本质生活。东正教神学家布尔加科夫认为，把肉体性作为纯粹负面因素加以否定，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基督教教义的自然结论，因为在基督教中身体也被赋予了神圣意义。在《亘古不灭之光》一书中，布尔加科夫批驳了托尔斯泰在《克莱采奏鸣曲》中表现出的虚假的唯灵论，揭穿了托尔斯泰在敌视女性和婚姻的基础上否定爱的肉体性的秘密。布尔加科夫认为：“那些将女人理解为罪孽的肉欲的人，其罪孽就在于，他们认为女人的本质就是病态的肉欲败坏。夏娃不能仅充任为亚当体内的一种观念的可能性，因为那样的话，他就感知不到她的肉体，从而也无法认知自己的身体。……在夏娃身上为他展示了整个世界的活的肉体，从而感受到自己成为这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夏娃的美貌中为亚当展示了世界的智慧之美。但是，在今天我们这个罪孽的世界上，甚至爱也不能对那激情如火的瞬间做出类似的预见吗？”正因为如此，“爱情中的虚假唯灵论是一种像赤裸裸的官能性和毫不掩饰的肉欲一样的情爱推论的错误，因为爱情的真正对象是形体化的灵魂或者灵魂化的肉体”。
托尔斯泰试图在肉体的神圣化方面有所作为。的确，他已经模糊地预感到了战胜对人的“肉体”厌恶和恐惧的可能性，已经不是无肉体神圣，而是神圣的肉体，不是无肉体的灵魂性，而是有灵魂的肉体的存在的可能性。然而遗憾的是，正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说，“他疲倦了，惊骇了，思念起了地上的天，向后退却了；他……脱离了‘有灵的肉体’，奔赴无肉体的灵性，脱离了神圣的肉体，奔赴无肉体的神圣，脱离了肉体的复活，奔赴对肉体的损伤。以他创作精神的洞察力写作的一切，他都想要用自己的意识销毁”。于是，我们看到了火车轮下的安娜，太平间大桌子上的安娜，这是何等的无辜和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