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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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以海洋作为载体，视进一步拓展中国与相关国家利益交汇点、激发各国的发展活力与潜力与构筑各方间互利共赢关系为目标。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始自习大大的演讲。演讲中，他强调，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此后，李克强总理连续两年在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规划与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落实。愿望很美好，挑战也不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面临着大国竞争与领土、岛屿争端等潜在传统安全威胁，又深受沿线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因此，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安全将是我们必须直面应对的问题。
海权与中国海权意识
“海权”（SeaPower）是汉语中的一个外来词汇。这个词汇与概念的首倡者是美国人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T.Mahan），因此，他也被世界公认为“海权之父”。在马汉的视野中，海权是一个具有军事和经济色彩的概念，他强调通过发展强大海军来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及通过发展海上贸易、获取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来增强国家财富。然而，世界近代史却表明，海权更是一个国际政治领域的老问题。世界近代史的画卷大体可以这样描述：西方殖民者凭借对海洋的控制，在全球开展殖民掠夺，而相伴随的还有列强之间在海上与外交领域的博弈。这就表明，近代史上列强围绕海洋的争夺往往不单纯集中于海上，而且还展现在外交层面的博弈。
在世界近代史画卷中，中国是一个悲剧性角色，从“朝贡体系”的中心位置沦落至列强瓜分的对象。虽然中国的悲剧源自制度性因素，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始自海上。列强的船坚炮利与对中国周边海域的控制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在和列强抗争中的败局。虽然清王朝后来也开展洋务运动，兴办海军，但面对法国、日本等列强时，南洋、北洋海军一败涂地。特别是在甲午战败后，国人开始对海防危机进行反思，而这也触发了国人对海权的兴趣。
当时的《东亚时报》等报章纷纷刊载马汉的著述和发表相关观点，一方面将“海权”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也在一定意义上唤起了中国的海权意识。中国革命先驱、被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曾发表其著名的“太平洋问题”论述——“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针太平洋之海权，即针中国之门户权耳……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最后，他得出结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1912年12月，孙中山亲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司令黄钟瑛亲题写挽联时，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哀叹。
中国人对于海权的哀叹并没有因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伤心”就此有所转折。中国虽然身为一战的战胜国，但是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仍任人鱼肉。20世纪20年代，列强在华盛顿确立了当时主要国家的海上力量对比，而中国压根就没有资格跟列强争论中国的海上力量发展。中国同样是二战的战胜国，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在中国周边实施了两重“岛链”封锁。因此，中国的海权发展需要国家的发展，更需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有利的地区、国际环境。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大力发展国家经济与海外贸易，国家的综合实力才得到增强。其后，随着海上安全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海权的探讨不绝于耳。与国外学者仅从历史经验与传统的海权观念出发不同，中国学者关于海权的研究大多结合本国的国情与历史文化，提出了将海权分为“海洋权利”、“海洋权力”与“海洋霸权”三类观点与海上地缘安全等带有鲜明国际政治色彩的概念，主张将海上地缘安全战略的推进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及国际战略环境相联系。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将“海洋强国战略”纳入到国家大战略中。没有海洋，中国将是一个不完全的强国;不能走向海洋，中国对亚太地区与世界的贡献将深受局限。同时，“海洋强国”之路也将富有“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海洋战略的塑造
当今，中国海军力量、海上执法力量、海洋经济发展、民间海洋意识同时崛起，这的确预示着一个广阔而美好的前景。但是，一些西方政治家与学者对此却武断地认为，中国未来极有可能借助强大的海军力量对外扩张与谋求对海洋的控制，进而给美国及其一众盟友带来威胁。因此，中国海上“威胁论”四起。显然，这些政治家与学者仍落入在“在今天按照昨天的思维，为明天进行战略设计”的国际战略大误区。
须知，中国的“海洋强国”梦并非对历史路数的复制，而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出发，结合中国的国家发展需要和利用海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一个国家的传统文明和对外战略与其走向海洋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海权”问题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而这也为“中国特色”海洋战略的塑造提供了源泉。
文化渗透于思想与行为之中，为我们作出决策提供了背景，而文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当今，“中国特色”海洋战略的塑造以中华历史文化与海洋文化为背景。中国向来被视为一个农耕文明国家，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海洋并非一个陌生词汇。事实上，中国利用海洋的历史却一再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中不缺乏对海洋的澎湃。依史记载，中国应是彼时最早大规模泛舟海洋的国家。只是受制于传统农耕文明与中央政府迂腐的海禁政策，海洋被视为疆域的边界，中国人对海洋丝丝热情最后发展为一种情殇。尽管如此，中华文化中仍孕育了两股具有时代特色的海洋文化。一种是官方体制下“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这种海洋文化重视文化理解与相互包容，强调平等交往与海上和平友好往来。另一种是官方体制之外、连皇帝老子都管不了的沿海“海商”文化。由于中央政府海禁政策的压制，靠海为生与出海贸易的海商别无出路，唯有操起“走私”的行当。“海商”行走于中国官方的“朝贡贸易”之外，虽向来不为正统所认可，但的确是来往于中国与印度洋及更远地区国家的中国早期海上贸易者。甚至有评论认为，不为正统认可的“海商”要比郑和更代表着中华海洋文明。
“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除了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外，还受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一支和平的力量。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总体战略上决定了中国以和平为根本目标的对外战略，而这则在深层次上决定了中国人民对“海权”的理解。纵论中国各个时代对“海权”的理解，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对“海洋权利”与“海疆安全”有着更高的兴趣。“中国特色”海洋战略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一部分，具有显著的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特点。
海上丝路的“形”与“势”
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中国为与东南亚、印度洋及更远地区国家扩大利益交汇与携手建立命运共同体，借用“海上丝绸之路”符号背后特有的价值，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规划。正可谓是“携手发展谋共赢，贯穿古今开新篇”。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以海洋作为载体，视进一步拓展中国与相关国家利益交汇点、激发各国的发展活力与潜力与构筑各方间互利共赢关系为目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将重点规划的方向设定为从中国沿海港口向南，经南海海域，穿过马六甲、龙目与巽他等海峡，沿着印度洋北部，至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其中，东盟国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依托，借此来辐射带动周边及南亚地区，并向中东、东非与欧洲延伸。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内容具体包括海上互联互通建设、沿线国家港口城市的合作与海洋经济、安全、生态与文化等合作。如果从互动主体角度来看，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政策选择。如评论认为，加强海洋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和重点任务，具有基础性与示范效应。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就奠定了中国作为区域性海上力量大国进一步迈向海洋经济强国与实现“海洋强国”梦的基础。然而，无论内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还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态势。从内部来看，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原有的粗放型增长不再，国家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然而，“新常态”并没有近在眼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还需要国人付出更多努力，而这一过程是关键的，也是痛苦的。再从沿线态势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小觑。
一则，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构筑的海上地缘安全战略框架，在亚太海域至今维持着主导性的地位。
二则，沿线国家海洋意识的普遍觉醒，及由此带来岛屿归属、海域划界争端。常说，21世纪是海洋世纪。亚太海域周边国家海洋意识的普遍觉醒对既有海上地缘安全框架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都将是深刻的。
三则，沿线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也纷繁复杂，海上恐怖主义、海盗等海上跨国犯罪、海洋生态与环境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构成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必须直面的难题。
中国将以“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落实保驾护航。而依笔者拙见，“中国特色”海洋战略的根本还是在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以自我经济社会结构的升华及其带来的中国社会新生，增强对周边国家的战略牵引，才能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海洋合作关系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规划，未来自然将不仅使中国受益，而且也将沿线国家带来福音。同时，这对新时代的海权理论探索来说，说不定也将作出丰碑式的贡献。
（作者是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民大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