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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理想和社会正义而斗争。
卓别林由演员起步，进而集演员、编剧、导演、作曲于身，他是内行人说内行话，不是外行人说外行话。
卓别林拍摄喜剧电影时间很长、数量很多、质量很高，堪称喜剧电影大师。他从15岁至75岁共表演、编导了70多部喜剧电影。卓别林从苦难少年逐步成为全球著名的喜剧演员、一流喜剧电影导演，在喜剧夸张、喜剧想象、喜剧 人物 的性格、喜剧的 幽默 感、讽刺艺术、自嘲精神以及各科镜头与喜剧元素的结合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
他强调从 生活 中提炼某些重大情节，然后在情节中汲取所发现的全部喜剧效果。他在《观众笑什么》一文中说: 熟悉人的本性是一切 成功 的基础，我首先是尽量以一个陷入尴尬处境的人的身份出现在观众面前。风把帽子吹掉，这情景本身并不可笑。可笑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帽子的主人紧紧地追赶这顶帽子，而他本人却被风吹得披头散发，衣襟也被风吹起。由此可见，要使得个在街头闲荡的人引人发笑，就需要把他放在一个不寻常的状态中，任何喜剧情境莫不以此为基础。一个人陷在令人失笑的状态之中，但是他拒绝承认这种状态，反而拼命想保住自己的尊严这种人在我们看来就更加可笑了。这种人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喝醉了酒的人，他的谈吐、他的步态都说明他醉了，可是他却竭力让别人相信他的神志绝对清醒。他比那种根本不掩饰自己的醉态不管周围的人有没有发觉他醉了的人，显得更加可笑有趣。特别是如果要成功地描写舞台上的醉汉时，常常会刻画他力图保持尊严的行为和神态，导演早就懂得了这种尝试的喜剧性。因此，我的全部影片的基础就是:我常常陷入非常可笑的状态，同时又本正经地拼命要给人造成一种最平常的、矮小绅士的印象。因此，不管我陷入什么样可笑的状态，甚至假定我摔了一跤，而且跌得头破血流，这时我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由地上拾起手杖，戴上小礼帽，整好领结。这种手法的效果我看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不仅我自己运用它，而且也要别的演员运用它。我总是力求节省我想借此说明，如果某一个动作可以引起两次笑声的话，那么这个动作就比产生同样效果的两个动作有价值得多。比如说，在《查理越狱》一片中，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我坐在阳台上和个少女一同吃冰淇淋。楼下一层的阳台上坐着一位胖太太，她衣着华丽，自命不凡。当我吃冰淇淋时，刚好有一勺掉在我的裤子上，它又顺着裤子一直流到这位太太的脖子上。第一次的笑声是由于我自己的笨手笨脚引起的;第二次的笑声更为强烈，这是冰淇淋掉到太太的脖子上时她跳起来大嚷大叫的结果。单单一个动作就使两个人都陷入了可笑的状态，从而引起了两次‘哄堂大笑’。我常常利用观众对于对比的爱好 大家都晓得，人们喜欢善与恶、贫与富、幸运儿与倒霉鬼之间的斗争，他们喜欢在同时间里既要哭又要笑。对比是观众的一种兴趣，因此我常常求助于它。比方说，假如我被一个警察追捕，那么他一定是显得笨手笨脚，而我则很灵巧轻快地在他的两腿之间一钻就溜掉了 我从来也没有忘记在某一事件的滑稽性和我的手法永不改变的严肃性之间创造对比。我让意外的事情具有这种对比的意义。我并不是把影片情节基础放在意外的事件上，但是我却用个别的行为尽量取得这种效果 比方说，假如我相信观众以为我现在一定徒步而行，那么我却突然一跃上车而去。如果我想吸引某一人的注意力，那么，我并不是去喊他的名字或者拍他的肩膀，而是把手杖伸到他的胳膊下面，客客气气地把他拉过来。我觉得特别得意的是，我能想象得出在该种情况下观众期望于我的是什么，而我却恰恰使他们失望。我的一部影片《移民》 开始时我是站着半个身子斜倚在船舷上，观众只看到我的背部和抽搐着的肩膀。
这 自然 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犯了晕船的毛病。要是观众的这个猜想竟然证实了，那么我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可是，结果他们被我弄得莫名其妙。我一直起身子，就拉起一条鱼来，观众这才明白，我并没有晕船，不过是在钓鱼玩儿罢了。这个经充分准备的意外事件使人捧腹不已。笑得过分的危险总是存在着的。观众一面看着某些影片和剧本，一面打心眼儿哈哈大笑，最后笑得喘不过气来。让观众拼命地笑，这是许多演员的最大幻想。我倒是宁可只让观众厅里充满笑声，这比无休止的欢笑好得多 我经常提防着，不要陷到夸张手法里去，或者不要拼命压挤某一个细节。夸张最容易扼杀笑声。假定说，我如果把我的步法表演得过火，我如果把我的对手打得太凶，或者说我的举动有些过分，那么影片是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的。 这些都是经验之谈，细节与分寸在电影喜剧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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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6 21:3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