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盛的西汉

odeqomabhuzu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西汉的第7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 生于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十六岁登基。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大略基本给以肯定。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对汉武帝作了充分的肯定。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指出 “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汉武帝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经过长期的战争，人心思定，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思想上清净无为和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于是，汉武帝开始提倡儒学，“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延聘“儒者数百人”，引起天下学士“靡然如风”。儒者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其中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一实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受到汉武帝的称许。儒学此后逐步得到独尊地位，成为法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确立，不仅使全国官民、知识界思想统一，而且为后来的各民族、各种宗教哲学思想融化准备了思想基础，在此后长达2000多年中，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民族大融化，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使佛、儒、道三教一直和平相处，互相贯通。，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改革政治体制，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对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要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朝廷统治机构进行改革。首先是限制丞相权力，设立“中朝”决策机构。为了限制丞相权力，加强皇权，汉武帝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施政的帮手，由侍中、常侍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成为一般的政务机关。再设置部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二是实行“推恩令”和“附益之法”，打击地方势力。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了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给子弟为列候，由皇帝制定这些候国的名号。这样，诸侯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经过这几个方面的改革，皇权得到了强化，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三、勘定外患，拓土启疆，和平外交
汉初，国力较弱，游牧民族常“寇边”，给中原民族带来巨大的隐患。汉武帝大力推行富国强兵的国策，深知国泰民安，需厉兵秣马，准备充足的防卫物质条件、人才条件，同时，在关系到国家安全、领土主权的大问题上绝不含糊，不迷恋“和”而忘战，在对待匈奴的边患上，毅然采取坚决措施，调集大兵，花了十多年时间，不惜全面开战，终于打败了匈奴人，彻底扫除了边患，使两汉时期再没出现过匈奴之患，保障了黄河流城广大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汉武帝又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与大月氏、乌孙、安息等国联系，开通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交往。他的这一系列文治武功，使西汉王朝发展到鼎盛时期。
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大喜功，对外征战不休；他奢侈享受，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他食色不厌，纵情恣欲，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女，后宫所纳美女，竟达七、八千人；他不问黑白，杀人如麻，大起巫蛊之狱，令人闻而心惊，望而生畏。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不过，汉武帝晚年颁发《轮台罪己诏》，“深陈既往之悔”，实行“息兵重农”的政策，又使社会逐步安定下来，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烈《两汉纪》
[2] 班固《汉书》
[3]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
[4] 司马迁《史记》
[5] 《淮南子.诸子集成》
[6] 司马光《资治通鉴》
[7] 晁福林 《中国古代史》
[8] 董仲舒《天人三策》
[9] 赵翼《廿二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