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 要]“看病难”与“看病贵”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看病难”与“看病贵”主要表现为规模不平衡、结构不协调、价格机制引导作用有限等多層次的供需矛盾。其同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不足，即数量管制、价格管制以及管制所造成的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不足。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破解“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的政策建议：一是创新市场准入机制，推动医疗服务供给增加；二是理顺市场价格机制，优化医疗服务供给结构；三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四是发挥创新机制作用，促进医疗技术变革。
[关键词]看病难；看病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医疗卫生服务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7）08-0055-12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口快速老龄化，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压力快速增大，导致医患矛盾非常突出，“医闹”事件频频发生。“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也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回顾改革历程，从1979年以“放权让利”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到2009年以“医药分开”为核心的政府主导性改革，“看病难”与“看病贵”依然存在。对此，张录法等（2010）认为“看病难”具有绝对和相对两个层次的内涵：前者是指在就医半径内医疗需求相对正常，医疗供给完全或者部分缺乏；后者是指在就医半径内总体医疗服务的供求基本平衡，但是出现结构性供需失衡。而“看病贵”问题客观上是指个人卫生支出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过高，甚至超出了正常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主观上是指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定位和制度的沿袭性惯例，使得患者对医疗服务价格的预期较低，从而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1]。
关于我国“看病难”与“看病贵”的表现，程福珍（2006）和王保真（2007）主要是基于城乡差别的角度，认为“看病难”体现为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匮乏，难以满足城乡患者的需求水平；“看病贵”体现为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价格偏高，与城乡患者的支付能力之间存在矛盾，尤其是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患者，小病硬扛、大病小养、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仍然普遍存在[2-3]。姚中杰等（2011）从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主体出发，强调“看病难”与“看病贵”的不倒翁效应表现为政府、患者、医院和医生等之间的多方博弈[4]。张蕴萍（2011）还提出“看病难”与“看病贵”是我国二元医疗保障制度的外在表现，公费医疗制度带来过度医疗，导致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占用，而不享受公费医疗制度的患者则面临看病又难又贵的问题[5]。
关于我国“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存在的原因及其优化路径，国内学者持有不同看法，主要可以分为市场化过度观点和市场化不足观点。有的学者将原因归结为政府失职和市场化过度，代表人物有李玲、王绍光、葛延风等[6-8]。一方面，结合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成功经验，强调发挥政府在医疗服务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能够保证全国大多数居民获得最低限度的基本医疗服务。而现阶段政府未能切实履行该职能，导致“看病难”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医疗卫生体制使医疗费用快速上涨，降低了基本医疗服务的经济可及性，即出现“看病贵”现象。因此，他们主张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医疗服务体系。有的学者将“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归因于市场化不足，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尽可能减少社会约束和政府干预。周其仁（2008）主要从准入机制出发，分析“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的存在条件。他认为，我国医疗服务需求旺盛带来了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却未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医疗服务供给。其原因不是在于资源障碍或技术障碍，而是在于社会约束过多，市场准入门槛过高，导致供给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9]。陈钊（2008）和寇宗来（2010）则主要从价格机制出发，分别建立职位分析模型和阶段博弈模型，并得出相同结论：医疗服务价格市场化滞后是导致“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同时凸显的关键条件[10-11] 。
工作会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它强调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张占斌，2016）。[12]所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改革经济体的供给面，强化以企业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机制，通过供给侧改革形成有效供给（付敏杰和张平，2016）。[13]上述思路为分析我国“看病难”与“看病贵”的现状提供了新方向：第一，“看病难”与“看病贵”是医疗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不适应的表现，应从供需规模和供需结构的矛盾出发。第二，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侧对需求侧发挥决定性作用，应抓住供给方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矛盾。 |
|
发表于 2022-2-27 18:4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