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年

wohidigeevomt

村戏的戏里戏外
人活了多少岁，就过了多少年。
少年过年叫增岁，老人过年叫增寿，可我们村的黑老婆的嘴角却叼着这样的话：人就是一根甘蔗，过一年剁走一节，过一年剁走一节，再长的甘蔗，都经不住剁；三剁两剁的，甘蔗就没了。
我少小是在渭北一个名叫麻子村的农村里度过的，记忆中的过年，比起现在来，要讲究多了，亦复杂多了。
一年有四季，但在汗流浃背的农夫眼里，却只有两个时段：农忙时节和农闲时节。农忙总是那么地长，而农闲总是那么地短。一年当中，春秋夏皆是忙，唯有冰天雪地的寒冬，似乎才能歇息下来。拢起比炸裂的干泥皮还要粗糙的双手，伸开僵硬酸困的腰肢，在烫热的土炕上躺一躺，稍一打盹，年就在眼前了。
我的家乡名叫麻子村，地处一座台塬的边缘。村东的斜坡下面，是一个狭狭窄窄的盆地，盘踞着一家隶属于国家航空部的研究所。研究缩身于此，显然是备战备荒的产物，含有保密的意图。对于村庄里整日在黄土里刨食的农夫而言，那家研究所，仿佛是摆在一旁的一具远景模型，广播里任何一种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描述，似乎都能从这家研究所里找到现实的样本，比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类。一到星期天，那些穿着洋衣留着“洋楼”（当地人对新式发型的称谓）的人，挎着竹篮来村里溜达，挑挑剔剔地购买农户家产的鸡蛋。农户们惊讶的是，这些购买者，并非鸡蛋贩子，购买鸡蛋纯粹是为满足自己的家人吃。鸡蛋不是鸡蛋，而是金蛋，吃进肚子多可惜呀！手头极其拮据的农民，出售鸡蛋那可是唯一的经济来源。酱醋不敢买，食盐还是要买上一斤两斤的；窗上无玻璃，窗户纸还是要买上一张两张的；电灯时亮时瞎，点亮煤油灯的煤油还是要买上一瓶两瓶的。每户人家，都喂养着四五只母鸡，主妇一日数回地往返于鸡窝，蹑手蹑脚地窥探哪只鸡又令人欣喜地卧了进去，哪只鸡依旧令人沮丧地在院子里闲逛，像个女光棍一样，三天了竟毫无动静。这些不下蛋的母鸡，活该遭到嫌弃和唾骂，它们不像母鸡，更像木鸡。在主妇的耳朵听来，世上最动听的音乐，不是贝多芬的交响曲，也不是莫扎特的小夜曲，而是母鸡下蛋后得意洋洋的啼鸣声。“咯嗒——咯嗒，咯嗒——咯嗒”的叫声，经主妇耳膜的孵化，就变成了“搁蛋——搁蛋，搁蛋——搁蛋”。
村民们最为惊讶的，还不是他们把鸡蛋当饭吃，而是这些脚不沾泥的人，每上六天班，就有一个星期天。七天当中，就有一天从早到晚啥都不干，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村民们在生产队长鼓着腮帮吹响的哨子声里，以及在队长那口无遮拦日娘带老子的污秽骂声中，总是迎着晨曦下地，迎着暮色归来，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春播夏割，夏种秋收，夹杂以植树造林和修梯田修水利之类，每天都是汗湿几重衣衫。收工回来，男人劈柴，挑水，垫羊圈，出羊粪，女人则要忙着洗衣做饭，织布缝衣。唯有阴雨天，村民们才能瘫倒在炕，头枕一块木枕头或砖枕头，像一堆沉沉的湿稻草那样，美美实实地睡上一觉。从土窑洞或土坯房里传出的打鼾声，沉闷而响亮，堪比火车碾过铁轨的轰鸣声。
按理说，冬天是农闲季节。但“学大寨”的热潮，活生生地把村民们想歇一歇的奢望变成了妄想。地冻成了铁块，抡起镢头猛挖下去，地表纹丝不动，倒是那双紧握镢头的手，差点儿被震得骨折。不论怎样，地都是要修的，哪怕是一厘米一厘米地往前推进。上级动辄要来检查，高高的坎壁上横刷着鼓舞人心的标语，字迹被涂成朱红的颜色；那杆在寒风里猎猎飘拂的红旗，上工时扛来，下工时扛回，特意将其绑在一棵高高的杨树上，以使那些前来督工和检查的人，大老远就能望得见。
饿着肚子干重体力活，脸被凛冽的寒风吹刮得犹如一张老树皮，手上冻裂的血口横七竖八。就在众多的人与石板一样坚硬的土地玩命之时，却总有一些漏网之鱼留在房间享受清福。第一场雪落下，那些能扭两下腰肢能吼两嗓子的人便被召集了起来，在导演的安排与指挥下，排练起了戏曲。麻子村演戏的历史，比我的年龄还要悠长。五十年代初期，我父亲作为乐队的一员，坐在舞台的角落，左手举一面铜锣，右手拎一个木槌，配合着其他乐器，依照曲目的节奏，时不时地敲击那么一下两下。登台亮相，对于我父亲，根本算不上新鲜。但在平时，他总是被民兵扭着双臂押上舞台的，唯有唱戏，才敢迈着八字步，磊磊落落地走向舞台，也才不显得那么猥琐与反面。父亲仁善至极，但因戴着富农的帽子，怎么都摆脱不掉频频被批斗的厄运。父亲那个年代唱戏，唱的是《小二黑》《梁秋燕》和《三滴血》之类。等我记事时，剧目几乎全变成了样板戏，诸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
排戏是为过年时演出。从腊月二十七八开始，至正月十五结束，近乎二十天里，麻子村那座位居城门前的土台子上，夜夜汽灯高悬，幕布启合，秦腔高亢。在黑漆漆的夜色里，男女老少或坐于板凳，或蹲于碾盘，或袖手而站，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却都仰着长长的脖子，痴望着戏台，宁肯受冻也不肯退场。村民们之所以打死不离疙瘩庙，看过十几遍了还要继续看下去，自然是各怀心事。有的嫌家里冷清，看戏是为挤在人堆里凑热闹；有的是瞥见邻居家的人家都去了，自己也就随大流，你朝左我亦朝左，你朝右我亦朝右；有的是公公婆婆想看儿媳演得怎么样，有的是父母想看儿子儿媳的动作或唱词会不会出错。大多数人眼里的好戏，并不是谁的一招一式更像模像样，谁的唱腔更韵味十足，而是谁更滑稽可笑。能出错的戏，才有看头，才有嚼头。那些出错的情节，不但会引来满堂哄笑，而且在以后若干的日子里，定会转化为人们逗乐的源泉。那个刘队长，哈哈哈，竟把“毫不利己专利人”，唱成了“毫不利人专利己”；还有那个拴牛，扮演刁德一，歪戴一顶耷拉着帽檐的瓜皮帽，脸上抹着炭灰，该“李建光”上场时，他却愣头愣脑地跑了出来，僵硬地站在舞台的中央，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咋办。导演蹴在幕布的一角，急得直跺脚，又是向他暗暗招手，又是向他挤闪眼睛，他却木桩一般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导演只好亲自跑上场，踹了他一脚，他这才恍然醒悟，猴子似地蹿出了舞台。呵呵呵，哈哈哈，拴牛呀拴牛，一个放牛娃，只知牛头，焉知驴尾？他能演戏，猪也能演哩！拴牛那不是在演戏，而是戏在演他！就他那两把刷子，可不活活地要把人笑死了，笑死了！拴牛遭到导演的责骂，又遭到村民们持续高涨的嘲讽，一度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竟至于某一天，拿根草绳拴在导演家门前的树杈上，声称要把头伸进挽起的那个绳圈当中……周边村庄的人管不了拴牛的死活，搀老扶幼地络绎而来。他们对麻子村人每遇过年都有戏看，羡慕不已。因为唱戏，麻子村的小伙子讨媳妇，明显容易了许多。戏演久了，脸也就混熟了，在一方天地里，俨然成了名角。演员们走亲戚，擦肩而过朝他们搭讪的陌生人不在少数。他们尚在疑惑该人有可能是被自己遗忘的某个亲戚，却见搭讪者率先开了口：你不就是麻子村的吗？不是演铁梅的那个吗？你演得真好，扭那么两下子，比我村里的妖精臭臭他妈还要扭得好！或者：你眼睛瞪得跟个驴蛋一样，想咋？瞪啥哩瞪呢？你个坐山雕，坏透透了，唉，不是我看在你是百喜外甥的分上，我一耙子挖下去，把你这颗南瓜头，不挖出几个血窟窿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