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妈斯炯”文明悖论中的人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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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阿来小说绕不过去的话题，也是其作为社会作家难以磨灭的民族印记。嘉绒地区成为其书写历史和现实的生长根基，像是其小说中的蘑菇圈，在蘑菇圈里，“蘑菇的子子孙孙会四处散布，但祖宗蘑菇是不动的。他们就稳稳当当呆在蘑菇圈里，年年都在那里”。斯炯，是小说中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的母亲，是照顾哥哥一生的妹妹，是机村人眼里揣着野种的回乡干部，是行为乖张的背水妇女，是给儿子带来仕途财富的蘑菇圈大妈……阿来赋予了斯炯多样的身份，而在这众多身份背后闪耀着的是文明悖论中的人性之光。
一、文明悖论中的人生况味
从广义上讲，文明是人类在征服、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制度和物质的所有产物。 与野蛮相对应，文明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展现文明带来了地区冲突、文化霸权和人类欲望的极度膨胀等问题。阿来在中篇小说《蘑菇圈》中也集中抓住了文明悖论中人性的复杂。“文明，饮食文化”，工作组在机村丰富了各类蘑菇的做法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蘑菇不再仅仅作为普通食物而存在于机村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因为其多种多样的烹饪法而被赋予了文化的符号色彩，成为夹裹着人类文明的产物。这似乎已经透露出阿来对于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担忧，为后文故事的进展也做了铺垫。
《孟子·告子上》曰：“食、色，性也。”对于食物的欲望，使得人类得以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正是斯炯对于生存的渴望以及吴掌柜教授识别野菜的知识使得斯炯一家得以在饥荒年中平安度过。阿来也总是能在人性与欲望的对抗中发现不曾泯灭的一丝人性微光。为了能在“临了还能做个饱死鬼”，吴掌柜选择了自杀式的行为，为了感恩，吴掌柜为斯炯留下了一只肥羊。也因为感恩，斯炯说：“要记住是蘑菇和野菜让我们挺过了荒年，还有一只羊。”正如阿来自己所言：“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
欲望是人类文明的助推器，但欲望同样根植于人类喜怒哀乐、爱恨贪痴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原罪的色彩。文明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同时也异化了人性的欲望。正如主人公斯炯所言，“我知道，人在变大，只是变大的人不知道该如何放置自己的手脚，怎么对付自己变大的胃口罢了”。欲望消费是阿来创作中经常探讨的命题，同为自然三部曲的《河上柏影》《三种虫草》也沿着这一思想核心，展开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欲望消费不是以生活本身为目的，而是以个人主观欲望为消费的出发点，是一种“为欲望而欲望”的消费行为。近些年来，欲望消费写作也大行其道，其本质在于满足人类对于奢华生活的幻想，进而滋生一种贪得无厌的极度享乐主义。如果说《尘埃落定》是阿来作为藏地作家对于自身民族史的深情回望，那《蘑菇圈》就是其作为社会作家内心信仰的坚守和对现实的反思。抛开藏地寨子那辉煌的土司时代，这一次，阿来更加关注在纷繁复杂的时代变更中小人物的心路历程：还了俗又选择回到寺庙里的法海;几经沉浮，最后悔不当初的刘组长;被读者们看着长大的胆巴从一个“野种”变成受人尊敬的干部。正是这一个个小人物的成长变化，让人们在文明悖论中仍然能看到了一丝丝亲情的温暖和人性的微光。
二、基于存在论的大地伦理观
大地伦理是由美国生态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著作《沙乡年鉴》中提出来的，其主要内涵有三个方面：“大地伦理学的任务是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强调人是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普通公民;明确提出生态整体主义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大地伦理观改变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从自然-社会的掠夺者变成自然共同体中的平等公民。
在烈日当头的干旱天气里，斯炯仍然坚持背水抢救奄奄一息的蘑菇圈，当蘑菇圈焕发生机，她也并不采尽而是空出一部分留给鸟儿。小说《蘑菇圈》写道：“那鸟索性跳到蘑菇顶上，珠子紧抓着菌盖，头向下一口一口尽情啄食。”在斯炯眼里，无论是蘑菇圈还是鸟儿，长在大地上的一切生物都拥有与人类一样的“天赋价值”，这种“天赋价值”是建立在海德格尔存在论基础上的。“在他的视野中，让某物存在，意味着让某物展现它自身”，自然是其自身的存在，不是为了人类而彰显自身的价值。而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中，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的存在物仅仅具有工具价值，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因此常常被排除在人类道德伦理之外。
就像丹雅误认为阿妈斯炯眼神不好，一大朵蘑菇没有采到，是因为丹雅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来看待蘑菇的利用率，而斯炯则说“那是我留给它们的。山上的东西，人要吃，鸟也要吃”。斯炯并不会因为自己的人类身份就对大自然肆意地掠夺，她常常怀着热爱之心尊重蘑菇圈的自然生长，既像对待孩子一样守护，又像对待朋友一样聆听，是看到生命诞生与延续后虔诚的人性，这也正是利奥波德所主张的“像山那样思考”，即从整体平等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来对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斯炯正是像“蘑菇那样思考”才会在人们舍本逐利破坏蘑菇圈的时候伤心痛哭，也为自己无力守护而痴痴地绝望。阿来也是借斯炯之口也道出了“高原脆弱生态环境不能承受之痛”。
三、祛魅后的多重身份建构
祛魅是马克斯韦伯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指“摒除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把魔力从这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或行为运动”。世界祛魅后，人不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成为以我之身度量世界的独立个体。在阿来眼中，祛魅具有双重内涵，一种是祛除附加的魅，打破人们在杂志、画报上了解到的符号化的西藏、僧人、喇嘛等。另一种是阿来所言的“意识形态化的，莺歌燕舞式的西藏，认为新的替换旧的，中间没有什么丧失。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书中所写的传奇的消失，民间精神生活的消失。作为藏族作家，我想用自己的书写把这些提醒出来。我想它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普遍命运”。就像《蘑菇圈》中的一段话，“我只想问你，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阿妈斯炯说，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时代的变化常常以摒弃传统作为前提，而它所带来的“变”与“好”也更多是指物质层面的提升，就像市场对于松茸的渴求为机村人带来财富，却带走了人性。
斯炯，是在这一时代巨变中被冠以不同身份的个体，“身份”指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年轻时候的斯炯，本该是前途无量的预备干部，却重复了她阿妈的命运，保守着秘密，独自抚养一个孩子。斯炯并没有因为仕途受阻和抚养孩子的巨大压力而怨愤，她说“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生命是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开始的。可我的生命是从重新回到机村的那一天开始的”。
母性给予了斯炯新的生命，母亲是阿妈斯炯的第一重身份。在饥荒年，她靠着识野菜的本事养活了一家人，成为全家的顶梁柱，而后，斯炯用背水灌溉换来的蘑菇救济了全村人。这时，她变成了机村人口中养蘑菇的人，一个具有救世主意味的形象，这是斯炯的第二重身份。十多年后，阿妈斯炯的蘑菇成为机村人眼中帮助儿子走上仕途的敲门砖，它不仅为阿妈斯炯一家带来了财富，而且在机村人心底埋下了贪婪的种子，人们像发了疯的机器在山上随处挖掘，破坏着还未长成的菌子。阿妈斯炯变成越多人口中的蘑菇圈大妈，嫉妒她所守护的那些“开会的蘑菇”，这是第三重身份，充满了功利性意味。阿妈斯炯被人们一步步推向神坛，甚至被冠以神秘的色彩。而当丹雅借用斯炯守护蘑菇圈的影像来宣传公司形象时，斯炯却沦为扁平的符号化人物，作为一种营销工具的存在。时代在变，人们赋予斯炯不同的身份特征，或是赞扬其善意，或是讽刺其功利，或是直接作为牟利的工具，唯一不变的是斯炯对于自我人性的坚守，斯炯老了，但她更担心的是蘑菇圈没有了。
在普世价值下以史诗书写民族独特性，在文明进程中以平等之心守望生态伦理，在人生的晦暗艱涩中以赤子之诚守护善良之光，一直是行走者阿来不断叩问人间的力量。而他笔下的斯炯，一个在欲望漩涡中坚守人性温暖的藏族妇女，将永远、诗意地栖居于故乡大地之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
作者简介：付乐（1991-），女，吉林省吉林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