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阅报社发展概述

HanneloreD

内容摘要：近代中国从清末开始了现代化转型。作为晚清社会变革成果之一的阅报社，它起步于维新变法期间，由民间社会首开其端，之后随着官方及各种社团组织的加入，在1905-1906年发展到高峰，至1910年代末期，其功能和重要性已经普遍受到社会认同，之后与社会教育系统相融，持续至20世纪中叶。近代阅报社促进了近代社会的思想启蒙，推动了社会文化转型，助力社会教育发展，开化了社会风气。
关键词：近代中国
阅报社发展概况社会转型
报刊杂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报刊是促进人民的文化和智育发展的强大杠杆”。甲午战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朝野上下纷纷提出革新救亡的建议。具有“开启民智”作用的报刊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时，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股办报、阅报热潮催生了阅报社（处、所）。
阅报社的雏形脱胎于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在各类学会、新式学堂中开辟的藏书楼，其中除了有大量的图书供人阅览外，还有定期更新的各种报刊。例如，当时由谭嗣同等在长沙孝廉堂创设南学会藏书楼，就广收西学新书新报。藏书和报刊主要供众多会员阅读，同时也对外开放，对当时湖南成为全国推行新政最得力的省份起了重要作用。再如，南宁的同盟会支部长雷鲲池联络地方志士，在银狮巷（今兴宁路西街）创立“醒群阅报社”，凡海内外的革命报刊均摆列任人阅览。经费不足时，就由他个人出资垫付。维新派的这些创举无疑为后期真正意义上的阅报社的出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些阅报组织受到清政府的压制。不过民间社会仍有逆流而上者，如1899年12月杭州文明社阅报处开办。虽然不能确定杭州这所阅报社是不是近代的第一个阅报社，但至少可以推断中国近代阅报社在1899年就已经诞生了。之后随着新政实行，改革成为时代趋势，阅报社在由民间社会首开其端后，也赢得了士绅和官方组织的青睐，他们的加入使阅报社在得到相对充足的资金与人力支持后逐渐步入正轨。创办形式也主要由私人办理向公办过渡（当然期间也有交叉），并进一步与社会教育系统汇合，发展成为分布广泛、数量可观的社会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受战事影响，大多数阅报社停办并走向萧条，不过由于报纸本身具有的传递消息、社会动员等功能，阅报社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时期官方还倡导并设立了一些阅报社，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1937年、1940年以及1941年这三个时间点的记录相对较多，并且记录中大多有“增设”、“广设”的字眼，笔者推测虽然这一时期阅报社发展江河日下，但此时的阅报社还是具有一定生命力。1941年以后可以看到的关于阅报社的记录就寥寥可数了，最晚可见的记录是在1948年，一则是《张家边月刊》记载的广东中山县“村头热心青年成立集贤阅报社”；另一则是广东台山镇口墟成立了个阅报社。这两处阅报社都设立在比较偏远的小地方，并且规格也不高、组织不甚完善，综合前面述及的资料中有关阅报社的记载只以个数计，可以推测1948年（也许会有延后，但不会太久）前后，中国近代阅报社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私办
私人办理是阅报社初始最主要的办理形式，虽然清末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朝野上下对各种新兴事物大多持接纳态度，也愿意尝试不同领域的改革，但是对于新闻、报纸这一具有舆论导向作用的事物多少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所以前期官方参与力度不大，就是有也大多是官员以个人名义创设，或者将阅报社附设在学堂内。有学者据《东方杂志》1904-1908年出版的第1-5卷中所刊载的55则有关各地设立阅报社的报道（涉及11个省、36个府县和京师的11处地方），统计出阅报社以官府或集体名义创设的只有8处，占14.45%，由个人或同人名义创设的有47处，占85.45%。这足以证明阅报社兴起的初期私人办理对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01年至1904年，主要兴办于南方诸省，北方较少；之后日俄战争爆发，再加上之前沙俄条约、英藏《拉萨条约》、美禁华工条约的签订，政治中枢京师以及受辐射的周边北方诸省受冲击最为直接，相应的他们作出的反映也最为强烈，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当前的种种失败与屈辱归根结底是本国专制政体的失败，中国应改革政体，才能最终拯危救亡。而这又需“使绅民明悉国政”，以国民素质的提高为条件。于是，本来就以启迪民智为宗旨的阅报社，由于这种客观需要的刺激，于1905、1906年间进入高潮阶段。据《东方杂志》统计，自1904年至1908年，各省（除京师外）的阅报社数目依次为河南19所，山东17所，直隶9所，广东6所，江西、福建各4所，江苏3所，浙江、四川各2所，湖北、安徽、吉林、广西各1所。可以看出阅报社在北方发展态势明显优于南方。
私立阅报社主办者有报纸主编、教师、医生、留学生等具有新视野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也有受到影响随后加入的下层开明官吏、士绅、商人、僧人等。举例说明，天津八旗高等学堂的学生湍松高与他人合力在安定门组织了安定阅报社。北京第五高等小学教员常静仁，则开了一间朝阳阅报社。这些学堂的学生或教师都算的上是典型的先进知识分子。随后加入的下层开明官吏、士绅，以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文化知识和物质条件使阅报社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私人办理的方式一般比较灵活，只要是手上有些多余财资的，挑选个地方，购置几份报纸便立马办起了一间阅报社。个人实力越雄厚那么所创办的阅报社规模便越大，社内可供阅读的报纸品种也比较繁多，有的还会提供一些进步书籍，如“浙嘉桐乡腹居内地，风气未开。近自徐汉澄大令莅任后，于创办学堂与举兴工艺外复廉购各种新书报章，于学宫柬齐设一阅报处，派仆承茶点以便市民取阅”。这位地方官设置的阅报社，在当时众多私办阅报社中，条件算是好的了，不仅有报纸、各种图书可供随意阅览，还有茶点享用，使当地民众很是受惠；除此之外，除了阅报，有些资金充足的阅报社还会聘请专人定时讲报，以便不识字的下层贫苦群众也能接受知识。但是，私人创办的阅报社中更多的是规模较小、设备不尽完善，维持时间难以长久。民国以来，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提倡，公办的阅报社增多，逐渐取代了私办阅报社的主体地位，纯粹由个人组织办理的阅报社不能说彻底消失，它们还是继续存在或出现，有的也发展的很好，比如民国三年寿县戴佑丞、谢吉叔两君纠集通知组织的会文阅报社除订各报任人取阅外，还添购书分销处，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时，来宾甚众。不过像会文阅报社这样的当属个例了。
二、公办
最初的公办阅报社是以附设的形式存在，最先出现在各大学堂内，当时多称作阅报所、阅报处。1901年1月29日，清王朝还在西安流亡中便迫不及待地发布了变法上谕，命内外臣工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献计献策，其中关于文化教育方面，多个地方呈奏上去的学堂章程中都有提及“阅报所”、“阅报处”。从资料来看，附设在学堂里的阅报处地位不甚重要，面向的对象范围也比较狭窄，只有学生教员、官员等上层人士可以接触的到，而且阅报处内可供阅览的报刊都是经过慎重选择的，不如私人创办的种类多样，就其创办宗旨来看，也与上面述及的私办阅报社不同，这里的阅报处只是单纯的为学生服务，以期望他们课余时间可以增广见闻罢了。如《申报》三续闽省奏设学堂章程“于藏书之外另择一室存储各种学问报月报旬报日报派人经理，均准学生于功课之暇前往披览以广见闻，惟不得携入私室，又凡议论不甚纯正记载类多失实之报概不存储”，贵州学府呈奏上去的拟办章程中也提到“大学堂应设藏书楼广储中西图籍并附设阅报处，慎择各种报章有益于时务艺学者多购置，以供学生浏览”。除了大学堂，公办的阅报处还在工艺局、制造局、劝学所、学务所等机关单位简易设置。1906年《学部揍定劝学所章程》中就将组织阅报所作为任务之一，但自1907年9月起清政府先后下谕设立资政院和谘议句，各地单位纷纷设立宣讲所宣讲自治，逐渐取代了阅报所。
民国成立以后，已经在清末十年发展成熟的阅报社开始得到政府的大力推广，利用其一贯设立的宗旨——“启迪明智、开通风气”，将阅报社纳入社会教育系统来推行教育普及工作，弥补其它教育之不及，鼓励各府县积极设立阅报社。这一时期阅报社名称有了拓展，资料中多显示为“公共阅报社”、“公众阅报社”或“民众阅报社”，笔者以为这与此时阅报社服务对象更加广泛，直接面向所有民众、没有阶层之分有关，更本质的还是因为封建专制王朝覆灭、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中华民国成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度下的种种设施均当体现出这一原则。此时的阅报社主要由各级教育行政机关承办，社会教育组织也参与其中，1912年《申报》上刊登的一则“对于通俗教育研究会之意见”就提议组织阅报社并洋洋洒洒列举了大量有关设置阅报社的好处；江都市教育会一则向上级县署申请补助的材料中提到该会也有设立阅报社；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也曾通令全国广设民众阅报处。总之，20世纪20年代左右，阅报社这三个字频繁的出现在各地区市、县教育局会议、市政会议、教育计划纲要、教育报告上，不难看出此时阅报社已大致完成了由私人主办向公办的过渡，通过与社会教育系统的融合，以其肩负的“扩充民众教育、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的重任，再一次获得良好的发展。据申报上刊登的有关报道：到1919年止，全国共有阅报处1727处，而到1932年全国十八年度各项社会教育事业总统计则显示民众阅报处公私立合计9518处，十九年度社教事业统计数据已经达到12949处。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各行各业遭受重创，阅报社也不能幸免，逐渐走向萧条，后期虽有恢复但也是颓势难转。
公办的阅报社除了上面述及的主力军——各级教育机关部门，还有一部分是以社团组织为主办方的，大大小小的团体组织设立阅报社的不在少数，清末时就有出现，但发展密集并取得较好成绩的还是要到民国以后。比如上海万国改良会设有一间阅报社，其在河南信阳的分会也组织了阅报社以为通风气之助；广东新兴的文明促进会为“刷新文化、振兴实业、改良社会”成立了四所阅报社；最著名的当属上海的少年宣讲团，这是在1912年元旦由汪龙超等发起成立的一个爱国青少年团体。初为“课余之暇从事宣讲”，后来成为励志和公益性的青年社团，团员从20余人发展到数百人。阅报社就是该团体为了推行社会教育而设立的其中一个公益设施，少年宣讲团于1919年首次创立公众阅报社，订阅上海各报，并搜集其它团体的报纸（后期种类增多）供人阅览、不取分文，此阅报社有一整套的章程，并有专人打理，每年都会举办成立周年纪念，邀请各界同仁前来参加，场面很是壮观。
以上述及的各种公、私办理的阅报社基本上位于室内，但有些比较有特色的阅报社是位于室外的。由于办理阅报社并将之长时间维持下去是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撑，并且为了使更多的人群可以接触到它，对于选址也有颇多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制约了阅报社的大面积推广，将阅报社办到室外、设置阅报牌便省去了很多麻烦。阅报牌的前身应该是早期的贴报活动，随着街头贴报风气大开，贴报活动逐渐走向正规化，由随意选址发展到设置阅报牌，专供贴报、定时替换。到了民国以后，阅报牌继续受到人们关注，各地多设立露天阅报处、阅报牌。
三.结语
阅报社从19世纪末诞生至20世纪上半期，曾经在近代中国存在了数十年之久。随着时事的变迁、自身发展的需要，阅报社经历了由私人主办向公办过渡（当然期间也有交叉），并进一步与社会教育系统汇合，发展成为分布广泛、数量可观的社会组织，最终于1948年（也许会有延后，但不会太久）前退出历史舞台。在其发展过程中，阅报社促进了近代社会的思想启蒙，推动了社会文化转型，助力社会教育发展，开化了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