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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恢复高考后的日子里
文/陈国有
1977年，刚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住在穷乡僻壤的我们农家孩子还弄不清高考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才上初中，小哥国胜已从当时的 农高 毕业了，也没学到多少东西。当时远在郑州工作的克俭堂兄却非常操心，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些高考复习资料寄回来，让刚从高中毕业的国胜、克宇等弟兄们抓紧复习准备参加全国统一考。我当时是初中学生，也挤在他们中间，翻翻堂兄寄来的资料，不少试题竟不会做。就在这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了，各地的考生如过江之鲫一般涌向了考场，这也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唐河第一年的高考是在县城一中、四中、一小等几个考点举行的，因为我也在忙于自己的学习，压根也没打听小哥们是如何应试的，据说参加考试的考生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六岁的都有。只知道后来小哥们几个都没考上。第二年小哥为做好高考的充分准备，又去九中参加了复习，结果还是名落孙山。为了让我能顺利上高中，减轻家庭负担，小哥只身去襄樊某码头做起了挑沙工。同年我在镇政府所在地丁岗参加了高中招生考试。被录取到唐河第九高级中学，而两个侄子颖贤、颖悟因考的分数较高被录取到了唐河一中（旧称竹林寺）。虽然九中赶不上唐河一中，但毕竟能够上高中了。就在一年前，上高中也是推荐加考试，如果没有农民住校校代表推荐，大队里没有人，连高中也上不了。
第一年到丁岗上高中一年级不分科，上二年级时就开始分文、理科，因为我的数理化基础较差，所以我就上了文科班。高中的课程跟初中的课程相比，相对理解性的知识多了，加之我的语文基础好些，又爱好历史、地理，所以很快脱颖而出，成为班上的尖子生，当时高中也开英语课，但高招时是按30%计入总分的，所以英语没作为重点。但由于在刚刚恢复了高考之后，人们对高招非常重视，因为这时农家孩子来说是 跳入龙门 的第一步。所以学生们对各科的学习热情都非常高涨， 校园 果到处都是朗朗的书声。每当校园里的广播里或同学们的收音机里播出由当时陈琳主编的英语讲座时，同学们都跟着学，以至街上书店卖的陈琳英语讲座被抢购一空，时至今日这套英语教材还珍藏在我的书柜里。那时我的英语基础也比较好，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教英语的徐富安老师是 右派 改造后刚上班的，他英语功底也不算深厚，但对学生很和蔼对我也很好，每逢二年级英语考试印题，总让我刻蜡版，帮他印刷，考试后还让我帮他改试卷，多少给点补助接济我的 生活 。同村的郑传东同学（现在新疆），曾经约我到四高中读英语班，但由于家里拿不出足够的学费（在城里上学费用大），只好作罢，后来他考入湖南长沙外国语学院。
语文课程也不算太深，记得教一年级语文的是班主任是胡中堂老师，他也是被打过 右派 的，当讲到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时，胡老师读着课文泪流满面，最后竟哽噎得读不下去，那时我们小还不懂得胡老师为什么哭得那样伤心。二年级的时候，教语文的老师换成了张春定老师，他喜欢古文，常常给我们背诵《岳阳楼记》、唐诗宋词以及《诗经》中的《伐檀》等，他背到得意的地方还不住的摇头晃脑，不停的踱步，那种享受，一点也不亚于现在钢琴演奏。特别是他给我们辅导作文，常常拿1977年第一次高考时的作文《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作例子，让我们把整篇作文抄下来背熟。其间他还给我们讲析历年的语文高考试卷，也讲不少在高考中出洋相的例子。如第一次高考中有一题是翻译《陈涉世家》中的一段话， 借第令毋斩，固戍死者亦五六七 。有学生译成 借弟弟的命令把母亲给杀了 。还有 逸马杀犬于道 ，有学生译成 像兔子一样的马把狗杀了 。通过这些例子，足见当年学生们的文化程度有多么差。
我们的地理老师是扈汉芳老师，他担任我们二年级的班主任。他的地理课讲得非常好，在讲天文 自然 地理时候彷佛把我们带到了浩瀚的宇宙或不同的国度，海阔天空、环游四海。真有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天河 的感觉。而且他人品也好，对学生认真负责，我后来在校患病期间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退休后住在母校附近，我还到家里看过他，这是后话；当时教历史的是娄西和老师，他讲历史就像说书一样，学生们都很爱听，往往一堂课下来，同学们正听得津津有味、一个历史事件还没讲完就下课了，大家都恋恋不舍，很像跟着历史 人物 回到了过去，如临其境。记得最清的是他擅于讲汉武帝时代李广、卫青、霍去病北征匈奴的历史事件，往往要用 北风怒吼、大雪纷飞，我汉将卫青、霍去病 等等,仿佛把大家带到了长城塞外；教政治的和秀志老师擅长讲唯物辩证法，时事政治，我们文科的政治老拿第一；管伙的涂家申老师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他把学生食堂管得有声有色，在刚刚能吃饱饭的年代，管理学生食堂也是不容的......八十年代，正是有这样一批热爱 教育 事业，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恩师们，才使得唐河第九高中在当年名声鹊起，人才辈出，每年都有几十人升入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
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上高中的第二年，却患了胸膜炎。由于长期吃些红薯、玉米糁、咸菜等缺乏营养的食物，加上我身体素质偏差，入春以来一直发烧咳嗽、吐脓痰，扈汉芳老师亲自带着我去医院看病。当年丁岗卫生院连B超也没有，扈老师就用自行车带我去黑龙镇卫生院做B超检查；郝身相校长得知我的病情后，还亲自嘱托校医为我治疗，并且免除我的学杂费、帮我解决医疗费用；郝校长在闲暇之余还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里谈心，鼓励我战胜疾病，努力学习，将来考上大学为学校为家庭争光；同学们也问寒问暖，帮我抄写笔记，收集试题，使我们能够在家一边安心养病，一边复习、准备迎战高考。当时虽然我有病在身，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学。我的 父母 都不识字， 父亲 又下世早，母亲带着我们弟兄几个确实不易，不仅上学花钱，看病还要花钱，外婆也是斗大字不识一个的善良的老人，每当看到母亲难以支撑的时候，她总是劝我母亲不要再让我上学了。然而好学上进的我总是不听母亲的话，依然坚持下去，郝校长还把我的小哥通知到学校里，亲自动员他让家人支持我上学。我在家养病的有一个晚上，门前的小学操场上放电影，一家人都去看电影去了。姐姐也回来看电影，顺便到家里看看，她一见我一人在屋里学习，就劝我也去看一会儿，我说我的复习参加高考，等考上学有看的......
1980年，是个难忘的年代，在母亲和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在九中师生的关怀下，我终于康复了。高考前夕，学校捎信来说：我若能回校再复习复习一二个月，参加高考会有希望。母亲不放心问我，能行吗？我坚持说能行。在学校我一边做康复治疗，一边加紧复习，说来也奇怪。尽管我耽误了一期，但这些课程除数学外，其它学科我都能迎刃而解，文科大部分东西需熟记，所以每天早上都要背古文、背单词，特别是语文课的古文像《鸿门宴》、《隆中对》、《岳阳楼记》、《爱莲说》、《捕蛇者说》等都能很快背诵。地理、历史、政治等科也能烂熟于心。每次班级的测试，我基本上都在前几名，就连在班上复习的学生也很佩服。校长、班主任仍一如既往地鼓励我要灵活掌握知识，争取在高考中一举 成功 ，改变家庭的面貌。 多年以后郝校长退休住在县城，我还专门到他家看望他老人家。正是由于在高中阶段的良好基础，才奠定了后来我在文、史、哲方面的努力方向。
学校的激励，家人的鞭策是我学习的动力，我在复习的短两个多月中，除了课本知识外，还做了大量的外地高考试题，自测题，每逢考试，老师们都要抽我来帮助批阅考试卷。成绩的优秀使同学们忘了我家庭贫寒，高中的两年尽管我单薄瘦小，貌不惊人，但同学们都知道我学习好、深得学校师生的关爱。
我参加的1980年的高招考试是在母校九中进行的，虽然是第一次参加高考，可是我一点也没有压力，一是当时因为休学一期，想着考不上就再复习一年，二是当考卷发下来的时候，我觉得题太容易了，每次考试时间还没结束，我的题就做完了，就数学有点难度。记得80年的作文题目是读意大利的多才多艺画家达芬奇的《画蛋有感》，这篇作文我发挥的不是太好。两天考试结束了，我又回到了家里，这下不用再复习了，但还要干农活，我的主要任务是割青草，一来要割草喂牛，二来是割草晒柴。那时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些时候，还要给玉米施肥，给棉花整枝打叉，翻红薯秧等等。一天我正在地里割草，村上一位赶集人对我说，你考上大学了（那里村里人对大专，中专也没什么界限，只看见分数用红纸公布出来了），我说你咋知道的，那人说在公社门口贴着呢，上面有你的名字。
考上学了（超过了大专招生分数线），当时我也没有太多的激动，只觉得这也许是可能的。于是第二天我就到校去了解情况，真的，不过比我预期的分数要少得多，我分析可能是当时字写得太潦草，凭感觉不可能仅考328分，刚超过大专线3分。老师们就准备发通知填志愿呢，我去班主任那里领取了一张填报志原书，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填写，也不知道去咨询老师，回来就和小哥国胜商议填报志愿。小哥是考了两次都没上线，心有余悸，他反复权衡我的分数，仅超大专线3分，万一录取不了还不瞎忙一阵？再说我身体刚好，若体检过不了关也是问题，就这样稀里糊涂填报了师范。
体检的时候我也不知是在哪里，那时刚学会骑自行车，自家还没有，就借骑姐夫的自行车，摸到县城东北角，后来知道是县进修学校，当时那一片荒草湖坡，还没有正路。做检查的时候到底还是把我患过胸膜炎的后遗症给查出来了、且还有弱色盲，我正在惊恐之中，忽然看到邻居表婶家的表姨，她不知什么时候从卫校毕业成了医生也在体检的小组里，我于是求表姨帮忙说情，表姨主检医师看看，主检说这不算啥，就这样算是过了体检关，后来就被内乡师范录取了。两个侄子颖悟当年考的最好录取到河南大学外语系，颖贤没有上线，有参加了1981年的高考，最后考入沈阳黄金专科学校。至此在恢复高考五年之间，我们家族出了三个大学生（其实我才上了中专），一下子靖店陈家成了 耕读传家 的楷模，不少家长都以我们为榜样鼓励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早日成才，其实我们自己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比别人多了个学习深造的机会。
三十多年前那这次 国考 深刻影响了三千余万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在成就国家中流砥柱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社会现实。在中断了十年之后，大学的车轮重新滚动。据说当年参加高考考生多达500多万。第二年，招生车轮更是加速转动，春、秋两季都考一次，各种评论亦如潮水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的确，1977年恢复的高考，或许是积聚人们当时太多的期望，也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今天看来，无论怎么褒奖当年的恢复高考之举，都不为过，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次大学考试，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转折，更是许多个人的 人生 转折。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说；当年的老三届、新三届，不管是否考上了大学，他们都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喜，都和共和国的命运、共和国的悲喜重叠在一起，令人无限遐思 如今距我参加1980年的高招也过去三十多年了，由于我就参加了那一次高考，所以对高考的印象既模糊又深刻。模糊的是当时没有弄清高招的政策是怎样出台的，深刻的是对当年那种学习劲头、学习风气，那种人心思进、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永远激励我前进。
作者简介：陈国有、男、汉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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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6 20:5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