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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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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夏季节，我搭便车漫游法国。那时，我无以为生。我在包装纸上作画，不停地进行创作，笔下的语言一泻千里，使我无法自制。我模仿他人写了许多 诗歌 ，还写了一首显露才华的长诗，诗中，奥斯卡·马策拉特（长篇 小说 《铁皮鼓》的主人公 译者）（在他取得这个名字之前）是以圆柱圣人的身份出现的。
奥斯卡是个年轻人，而且还赶时髦成了个存在主义者。他的职业是泥瓦匠。他 生活 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任性，而且偶然变得见多识广起来。他动辄旁征博引。富裕生活还未开始，他就已经对它感到厌倦 他简直对富裕生活感到恶心。因此，他在那座无名小城中心砌了一个高高的圆柱子，他坐在上面，并用链条把自己拴起来。他母亲一个劲儿责骂他，可是一到吃饭时，她就用长木棍把饭盒递上去。她试图把他引诱下来，一群神话般装束的少女齐声唱歌声援她。柱子周围人群熙熙攘攘，朋友们和对手聚拢来，形成人海一片，个个仰望着他。他，圆柱圣人，俯视着，似乎超脱了一切，泰然自若地不时变换双腿的姿势以支撑重心。他找到自己最好的角度，做出充满隐喻色彩的反应。
这首长诗未写 成功 ，不知丢到了什么地方。
同年晚夏，我离开法国南部，途经瑞士，回杜塞尔多夫。途中，我第一次遇上了安娜，圆柱圣人也在这时被搁了下来。一天下午，偶然一个平平常常的机会，我在众多喝咖啡的大人中间，发现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小孩胸前挂着铁皮鼓。引起我注意，并一直保留在我记忆之中的是：那个三岁的小孩对他的玩具流露出专注忘我的神情，他毫不理睬边喝咖啡边聊天的大人们，好像大人世界不存在似的。
这个 发现 整整闲置了三年。我从杜塞尔多夫迁到柏林。在柏林，我再次遇到安娜。一年后，我们结婚。
1956年，我和安娜离开柏林去巴黎。我们一无所有，但也无忧无虑。我们随身携带的只是大叠的材料、粗略的打算和明确的抱负：我想写我的小说，安娜想进行更为严格的芭蕾舞训练。我边润色剧作《凶恶的厨师》，边着手写一部小说的初稿。这部小说先取名为《击鼓手奥斯卡》，后改成《击鼓手》，最后定为《铁皮鼓》。确实，初稿、二稿和三稿的手稿统统塞进了工作室的火炉里。
我一写第一句话 供词：本人系疗养和护理院的居住者 ，障碍便扫除了。语言文字连珠似的一个个迸发出来。记忆力、想像力、娱乐兴趣和 故事 细节，循着明确的思路展开，一章接一章写成了 我对工作室远远比对《铁皮鼓》的创作过程记得更为具体。我的工作室在底层，这儿非常潮湿。在这里，我从事业已开始的雕塑工作，不过，着手写《铁皮鼓》后，雕塑便成了时断时续的事。我的工作室同时还是供暖的地下室。它向上面的两个小屋提供暖气，因此，写作时，我还要干点供暖的活儿。一旦写不下去时，我就从临街房屋的地下室板棚里走出来，提两个桶去取焦炭。我的工作室散发着一股潮湿墙壁的霉味，闻起来却感到亲切。渗出水珠的四壁反而使我的想像恰似河水一样流淌。房间里的潮湿兴许促使奥斯卡·马策拉特多了一点 幽默 感。
有时为了换换空气，我就去 巴黎小酒店 ，在那儿随意勾勒几个章节的轮廓，如同电影镜头保留下来的那样：悲剧性地纠缠在一起的情侣，紧缩在大衣里的苍老女人，镶嵌明镜的墙壁，关于《亲合力》的青春艺术风格装饰图案：歌德和拉斯普京。
1957年9月，我正埋头于二稿写作，这时，我们的双胞胎弗兰茨和拉欧尔来到人间。当时，创作方面问题不大，惟一的困难是经济问题。一家人精打细算，最后全靠我每月的三百马克津贴生活。
有时我想，我没有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令 父母 伤心的事实彻底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有中学毕业证书，我就肯定能找到工作，我也许就成了晚间节目的编辑，我就会把开始写下的手稿锁在抽屉里，我就会作为未能如愿的作家，对所有那些自由自在埋头创作的人越来越感到愤恨，他们是多么得天独厚啊！
为了写保卫但泽邮局那些章节的最后一稿，我觉得有必要在1958年春去波兰一次。我估计，当时保卫波兰邮局的人还有人幸存下来。我向波兰内务部打听情况。内务部的人给了我三个原邮政人员的地址（最后的地址是1949年的），但又退一步说，波兰邮政工人工会不承认（官方一般也不承认）这些所谓的幸存者，因为根据德波两国公开文本的说法，1939年秋依照紧急法把邮政人员统统枪毙了。因此，人们把他们的名字全凿在纪念石碑上了。上了石碑的人不在人世了。
在格但斯克我寻找旧日的但泽，凑巧找到两名原邮政人员。我从他们口中（其中一名当时专门递送汇款邮件）获得了邮局保卫战的详情，不然的话，我真无法编造他们逃跑的路线呢。
在格但斯克，我走在昔日上学的路上。我在公墓对亲切的墓碑说话。我像学生时代那样坐在市图书馆阅览室里翻阅一年年的《但泽前哨》报。并遵从奥斯卡的劝告，我再次参观了耶稣之心教堂，这儿仍笼罩着天主教的污浊空气。
然后，我看望我的卡舒布族叔祖母安娜。我站在她的厨房里，拿出护照让她看，她才相信我，忙说： 喏，小君特，长这么大啦。 我在她家待了一些时间，听她讲述过去的事。她的儿子弗兰茨，那时也是邮局职员，在邮局捍卫者投降后确实被枪毙了。我在纪念石碑上看到刻有他的名字，人们承认他。
1959年春，我写完底稿，校对校样，做完拼版之后，获得四个月的奖学金。因为戴高乐上台，我在法国警察拘留所度过一夜之后，很向往联邦德国警察局，因此，《铁皮鼓》出版后不久，就离开巴黎，迁回柏林。
在巴黎时，我还准备开始写长篇小说《狗的岁月》，起初取名《土豆皮》，无奈思路不对头；中篇小说《猫与鼠》才结束了这一仓促设想的计划。不过，当时我已经出名，写作时不必再往火炉里添加焦炭。但创作从此更加艰难了。
选自 《译林》2000年第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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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6 20:16:29